20年代中共中央秘密印刷机关被巡捕搜查始末
在中共“五大”会议上，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出版局。但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机构尚未设立，局长一职却一再易人。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民接任了中央出版局局长的职务。
1927年7月中下旬的武汉，满城腥风血雨。毛泽民又被派去筹办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周报》。11月初，党中央又紧急调毛泽民回上海，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
当毛泽民风尘仆仆来到上海，接手原来的工作时，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令他十分为难的窘境两手空空，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他迅速重起炉灶，从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着手，逐步理清头绪，先后创刊一份又一份党的刊物，并如期顺利地出版发行。
《布尔塞维克》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出版的第一个公开的机关刊物，它就像飘扬在白色恐怖中的一面旗帜，激励着英勇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战斗。
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王若飞等中央负责同志经常为《布尔塞维克》撰稿。
身处反动派统治的森严壁垒中，中央下拨的用于出版发行的经费微乎其微。为了保证报刊的正常发行，毛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在印刷厂工作时，他就买两个烧饼，用开水泡着吃。如果在外边，他就在街上买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充饥。
在战争年代里，兄弟之间很难互传家书，毛泽民就利用自己负责出版发行工作的有利条件，在自己领导排印、发行的报刊上，认真寻找和查看毛泽东的消息。
身在红色苏区的毛泽东也从带有墨香的党中央刊物上，看到毛泽民在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中所做出的成绩。一份份革命书刊，不仅传播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也连结着毛泽东、毛泽民兄弟的亲情，传递着他们兄弟间的思念和鼓励。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人民出版事业是非法的，国民党政府不断对其大肆“围剿”和封杀。书刊编辑发行部门、承印机关、书刊贩卖人，以及读者随时都会受到严重威胁。《上海报》以《白话日报》的名称出版的第一天，公开馆址就被查封，经理和主笔被通缉。《红旗日报》出版只有一个星期，就被巡捕房和国民党军警先后捕去四五十名发行员，承印机关多次被封闭，一些订户的住地也被搜查过。
毛泽民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出版发行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着，他们随时都有遭受通缉和逮捕的危险。敌人绞尽了脑汁，总是切不断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的印刷和发行。一个秘密印刷厂被敌人破坏后，党刊的印制很快又转到另外的秘密地点继续进行。
当年，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协盛印刷所设在派克路，毛泽民兼任这个印刷所的负责人。他几乎每天都去印刷所上班，亲自安排各项工作。
192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20多个巡捕房密探——“包打听”突然闯进印刷所，发现车间里正在印刷共产党的宣传品，便立刻封锁了弄堂口，对印刷所进行搜查。
领头的“包打听”令人给毛泽民戴上手铐，押到一个旅馆里向他敲竹杠，开口就要1万元作为赎价。
在上海滩闯荡多年的毛泽民，从容不迫地用地痞流氓的套路对付他们。他左手叉腰，右手的大拇指向外一撇，摆出一副“老开”的派头：“你可以打听一下，在大上海，在商界、出版界，哪个不晓得我杨某人？”
“包打听”趁机敲诈：“好啊，那你就拿出钱来吧！”
毛泽民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300元钱，甩在桌子上：“拿去好了。我身上只带了这些，是准备买纸的。其余的，只有等我出去再说！”
见毛泽民出手大方，几个“包打听”互相看看，有些不知所措。
那天，毛泽民夫人钱希均正好外出办事，刚到弄堂口，便发现情形不对。她立刻将毛泽民被捕和工人们被关押的情况报告给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紧急部署了营救工作。他批准可用3000到5000元，保全数十位工人同志和价值1万余元资本的工厂。但经过毛泽民与“包打听”软硬兼施的“谈判”，用“天下皆朋友”的江湖套路，只送给他们800元，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基于协盛印刷所发生的异常情况，党中央认为，毛泽民已经不宜继续留在上海，协盛印刷所已经暴露，必须及早转移。
1929年冬的一天，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启事：“协盛印刷所厂主杨杰出卖印刷设备。”印刷所门口也张贴了同样的告示。这批印刷设备包括：对开印刷机一台，脚踏印刷机、切纸机、装订机各一台，以及各号铅字和工装夹具等。
几天后，一位陌生的新“主顾”看了货，请人装箱、打包，干净利落地把这些设备全拉走了。
协盛印刷所连同它的“杨老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滩消失了——这是毛泽民的“金蝉脱壳”之计。他把印刷所的设备全都“卖”给了自己。
这批印刷设备很快转移到了天津。毛泽民和钱希均一到天津，就在楼门口大大方方地挂上“华新印刷公司”的招牌。鞭炮一响，印刷机就运转了起来。
从此，毛泽民辗转京津，先后五易印刷厂址，以极其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及时印刷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安全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据《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