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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5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结束时，49名代表被陆续护送出上海，然而，其中一人又悄悄潜回上海，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卑鄙无耻的叛徒，他就是黄第洪。
        黄第洪从家乡扬州回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到处吹嘘“剿匪胜利”，他便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决心叛党投敌。于是在闸北区的一个客栈里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那里很不得志，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特务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国民党方面尽快与他接头。
        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会却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特务头子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批转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严防走漏消息。
        接到案卷后，一脸梦幻的徐恩曾时而蹙眉沉思，时而闭目遐想，时而嘿嘿自笑，像个完全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疯汉。他深知此事非同寻常，决定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与黄第洪接头，想来想去，他最后选中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是中共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卧底，他拿到黄第洪的效忠信后，立即通报给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一查确有黄第洪其人，而且还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人，不禁大吃一惊。
        6年前的初春，黄第洪在南京路上像没头苍蝇似的流浪着。为了求学，从扬州来到上海已经半年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
        一位朋友介绍他去广州，说孙中山先生要在那里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当年5月，黄第洪成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在那里，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认识了周恩来。
        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黄第洪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和平、宁静、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生活，使他过早地体验了“坐”江山的惬意。
        1930年4月，组织上指示他回国，先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然后去苏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大会结束后，中央特科派专人护送黄第洪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护送人员万万没有料到，就在第二天，黄第洪又悄悄地回到了上海——他不愿去苏北从事艰苦危险的工作，大上海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对他充满了魅力。
        黄第洪有个姨父姓曹，在上海开了一家当铺，家里颇有些钱财。姨父去世后，只剩下姨妈和表妹两人，无力经营那么大的生意，于是就把当铺盘给了别人。娘俩带着两个佣人，日子倒也过得悠闲自在。只是家中人丁稀少，老太太颇有些凄凉之感。
黄第洪敲开姨妈的大门，老太太见自己的外甥出息得一表人才，神气十足地走到自己面前，乐得嘴都合不拢了，根本不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就高高兴兴地留他住了下来。
        6年前，表妹玉香还是个黄毛丫头，站在黄第洪面前羞涩地什么也不会，而那时的黄第洪，一个十足的流浪汉，玉香也没真正看得起他。如今，玉香出落得亭亭玉立，19岁的大姑娘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站在黄第洪眼前落落大方，谈吐自然，极有修养，那娇美的面容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身段一下子就抓住了黄第洪的心。两人一见钟情，出双人对，整日形影不离。膝下无子的姨妈更乐得外甥做女婿，亲上加亲，喜滋滋地张罗着女儿的喜事。
        没想到在一个深夜，黄第洪竟被他的姨妈赶出了大门。他不但没做上姨妈的乘龙快婿，竟又一次沦落成流浪汉。
        原来，6年前黄第洪流落上海时，曾结交几个狐朋狗友。这次回来，他瞒着姨妈去和老相识们逛堂子，进赌场、下餐馆。为了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竟从姨妈家里偷出十几根金条。姨妈发现后，气得差点昏死过去，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立即滚出家门。
        离开姨妈家，黄第洪仍没有去苏北地区工作的意思。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里，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得很紧，搞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不得不返回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在中央机关里给他安排一个工作。
        周恩来虽然工作异常繁忙，还是马上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见面细谈……
        杨登瀛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的身份与黄第洪确立了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暗号。7月14日上午10点，杨登瀛一只手拎着皮包，另一只手拿着当天的《上海日报》，准时来到南京路邮局。但是他在邮局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始终不见黄第洪的影子。3天以后，同一时间、地点和暗号，杨登瀛又去接头，结果还是白等了半个小时。
        经过两次试探和暗地监视，黄第洪终于决定会面。又过了三天，黄第洪与杨登瀛接上了关系。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杨登瀛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的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出下一次会面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感到情况严重，直奔中央特科报告。
        周恩来得到特科的报告后，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他与组织的一切联系。第二，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7月26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会面的当天早晨，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十一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
        黄第洪钟一样准时来到城隍庙的西街口，站在树荫下胡思乱想。很快就要升官发财了，他的心跳加快，一种暗喜涌上心头。就在他被彩色的幻梦折腾得意乱神迷时，只见一队轻骑由东向西飞驰而来，随着“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两颗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中央特科干净利索的行动，把国民党特务们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检查工作，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活见鬼，共党的消息怎么这么快呢？”
        杨登瀛若有所思地说：“这次我小心又小心，还是让共党抢先了一步。”
        “可惜的是到手的大鱼又跑掉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陷人沉思的徐恩曾眉宇间挤出一个川字：“好几回了，他周恩来总能死里逃生……”
        “这回我算是领教共党的厉害了。我总感觉那两枪中的一枪是为我准备的，我是捡了一条命啊!”杨登瀛说。
        徐恩曾点点头，不无庆幸地说：“真是不幸之万幸！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损失就更严重了……” （据《周恩来遇险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