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春运
◎王小萍
春节，“春运”这个词又跃然纸上。年货、购票、假期这些词扑面而来，总让我不禁想起2003年的年关我乘火车回家的“盛景”，那是我的第一个春运。
2003年腊月二十七的下午，我从昆山登上了始发上海，终点北京的绿皮火车。墨绿色的车皮，框里哐当的声响，穿着蓝色制服推着小窄条货车的上海阿姨。小货车上装满瓜子、火腿肠、方便面，阿姨面无表情的在车厢内走着直线，若是突然响起“哎吆”一声，那一定是有只不听话的脚抻到了车轮旁，充满正义感的阿姨自然是会继续向前冲。你讪讪的，拐着脚，赶紧递钱换回一袋上海糕点，也只是抹去了些许尴尬而未换来阿姨的笑脸。短卷的黄发、纹着墨色眉毛、涂着红嘴唇的乘务员，穿行在拖沓、冷漠的绿皮车里，她们将填满我未来14.5个小时行程。
可那又怎样？“回家”，“过年”，只这两个简单的词汇就可将我所有的恐惧挤走，只这一个信念就会让其他因素都被空气吹走。
但是我错了，从我进站口的那一刻开始。在亮中透黑的列车台阶前，我被环绕的人群拥着进了车门，还来不及喘息，就又被耳旁嘈杂的声音包围起来。我下意识的跟着人群往车厢里走着，挤着，前后左右都是密密麻麻的脑袋和分辨不出口音的声响。既然不能分身，那就灵魂出窍，爱哪儿就哪儿吧！
当我回过神来，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窗外的建筑物缓缓后移，窗边对面是个看不清年纪的男士。他歪着头，耷拉着双腿坐在洗手台上，仿佛未愈的病人，倚着他背后高高的行李，挡住了半截玻璃。
我在看他，对面的姑娘却在看我。我立身倚着同我一样没有感觉的铁皮车厢，将背包断掉的右肩带子绑到了左面，打上死结。姑娘又用手指指地下的提盒，我才发现提绳早已不知所踪，天晓得为何提盒还在。我感激的冲她笑笑，又学她的样子，将背包放在地面然后淡然坐上去，又将提盒再拉近怀里一些。
车到无锡站，远远看到灯光下蠕动的人流慢慢逼近站台，涌上车厢。车外的人拍打车窗，车里的人抬起窗棂，先是丢进了行李，后有人爬进了窗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喇叭里提醒着列车即将开动。更多的行李和人被丢进车厢，车厢里的嘈杂早已淹没车厢口的杂乱，被吵醒的我也直起身子，干为他们着急。这时，身形魁梧的上海阿姨挤到了车窗旁，她双手胡乱却有节奏的将几双手扒拉开，试图的将开了缝儿的窗户拉下来。窗外的拍打声，窗内的吵嚷声，阿姨厌恶的嘶喊“上不来就别上了！”冰冷的车窗，将他们分裂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冰冷的车窗，永远无法体会旅客赶车回家过年的心。
列车再次开动，车厢里的人往来攒动，洗手台的男士已经进入梦乡，对面的姑娘又勇敢的去找座位了。双腿麻痹的我，告诫自己安守着这方寸之地，睡一会吧。
当“徐州站”三个橙色的大字在深夜里显得格外突兀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冻醒了。冷静的夜空，飘来浓烈的泡面味儿。我才记起，自上车后，我还没吃过东西呢。
我递出十块钱，抱得一盒开水冲好的泡面，放置在已经恢复本来面目的洗手台上。白色的洗手台，红色的面盒，黑色的三个字“康帅傅”。被旅途折磨到筋疲力尽的我，此刻只得摇头苦笑，冒牌货？我说服自己趁着热汤，吃掉半包被压碎的饼干。这是目前，唯一也是最好的取暖方式了。丢掉面盒，我也终于在八号车厢寻得一个空位。我想沉沉睡去，困意却似乎没那么浓了。
凌晨五点多钟，火车临近济钢，我努力睁大眼睛，在凌晨的光里寻找家乡这半年的变化。“让一让，让一让！”又是穿藏蓝色制服的列车员，戴正了帽子的她，毫不客气的将我身旁的玻璃窗“呼啦”一声推上去，冷风“嗖嗖”的闪进来，我顾不得思考立马让出这有利的位置，阿姨顺势麻利的将铁簸箕里的垃圾从窗口丢出去。将车厢的垃圾扫进簸箕，又将垃圾从窗户里丢出，整个过程自然流畅，甚为“潇洒”。我困意全无，彻底醒了。
早晨六点半，火车驶入济南火车站，我提溜着背包，怀抱着礼盒，随着拥挤的人流下车，在出站口检票，从地下出口上台阶过广场，找到回家的公交，终于结束了这一场历时16个小时的浩劫。
2005年的春节前，我选择了10小时的T字头快车，车过安徽蚌埠站，我找到座位，一觉睡到济南站。2007年开始，我们自己开车回家。2011年春节过后，我们举家迁回济南，彻底结束了春运之苦。
又是春节，那些奔波在路上，归心似箭的游子啊，愿你的春运之路顺利、顺畅，愿你的回家之路顺心、安心。 作者单位：大鲁阁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