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五三”惨案
◎孙厚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所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镇压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继续对奉系军阀作战，以期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1928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誓师，进行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北伐军分为四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率领。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由江苏、安徽、湖北、河南集结于津浦线及其两翼、向北推进。4月9日，下达全线总进攻令。二集团军由陕西、河南、河北沿京汉路北上。三集团的大部东出娘子关，经石家庄趋京汉路，与二集团军会合。另一部出雁门关，集中晋北大同、察哈尔迄绥远之线，起到牵掣作用。四集团军参加部分桂军，由李宗仁、白崇禧、叶祺、夏威、李品仙等率领随一集团军参加北伐。因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庇护而起家的，日本人希望通过扶持张作霖而牢牢控制中国东北，因而，反对北伐军北上消灭奉系张作霖。
蒋介石所率军节节胜利，很快攻入山东，当时，任山东督办的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济南，面临北伐军的进攻，他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军速发救兵。日军中将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5000人于1928年4月19日在青岛登陆后，正愁没有进兵济南的借口，张宗昌派人求援，正中福田彦助的心意，便满口答应驱赶北伐军，并提出要求将青岛、济南、黄县、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张宗昌则全部答应日军要求。正好，当日福田彦助又得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内阁“第二次出击山东案”的训令，要求福田彦助抢占济南。于是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于4月25日派先头部队660余人经胶济铁路沿线向济南进发，占领了济南医院、济南报社等地，日军在商埠自行划定“警戒区”，日夜赶修工事，并用沙袋筑起保垒，架设流动电网，安装军用电话，并架起大炮机枪，加派军警（宪兵），禁止华人通行。日军士兵假借“日侨义勇团”名义散发传单，制造借口，寻衅滋事。4月30日，张宗昌将福田彦助及手下将领请来赴宴，并把他的姨太太全部叫来侍候作陪。宾客正与主人喝得酒酣耳热时，参谋长金寿良忽报北伐军已占领济南门户万德镇，胶济铁路也被截断，张宗昌得到这一情报后，见大势不妙，赶忙结束筵席，令家眷尽快收拾金银财宝，带着四姨太，坐上挂着日本国旗的小轿车，连夜逃离济南。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蒋介石率总司令部抵济，第二天在旧督署办公，蒋介石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任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署联系交涉。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后，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四处寻衅，随意捕捉北伐军士兵。5月2日上午，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十三团营长阮济民等数人徒手经过纬五路时，被日军堵截后当场全部杀害。5月3日清晨，济南城内各处商店相继开门营业，市面熙熙攘攘。不料，在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基督医院时，日军又突然开枪，与此同时向北伐军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进攻，北伐军损失惨重。北伐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奋起反击，立即制止住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见事不好，急派佐佐木去会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便派出十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分头向各队传令“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而且准备“绕道北伐”，这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正当北伐军派人与日军交涉时，恰有二名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哀声动地，惨不忍睹，日军乘混乱之机，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数千人的武装，并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山东交涉署，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开枪射击，黄郛赴日军司令部交涉，被扣达十八小时之久。下午，邮政局、电报局均被日军占领，交通断绝，全城辍业，在日军炮火轰击下，北伐军军用电台被炸毁，守台士兵全部阵亡，是夜十一时，日军二十余人借口交涉署门前发现日兵尸体，强行闯入交涉署（今经四路370号），收缴武器，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人员捆绑起来，用刺刀逼迫他们跪下。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日军竟将蔡公时的耳朵、鼻子割去，继而又将蔡公时的舌头、眼睛挖去，然后用机枪射击，蔡公时、张麟书等十七人惨遭杀害。蔡公时被第一批拖到交涉署院内，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的这起“五三”惨案，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第二天，济南社会各界便组织了“外交后援会”调查惨案真相，开展爱国反日宣传。5月4日，日军继续滋事挑衅，并派飞机轰炸城里的北伐军总部及旧省长公署，死伤多人，5日上午，蒋介石率外交部长黄郛等便装骑马、退驻党家庄。行前任命苏宗辙为代理济南卫戍司令，率李延年、邓殷藩两个团留守济南。同时，冯玉祥由河南经泰安北上，在党家庄清真寺与蒋介石商定：绕开济南，继续北伐。蒋介石决定将北伐军事宜交冯玉祥主持，自己返回南京。
蒋介石一再退让，福田彦助得寸进尺。5月7日，福田彦助向蒋介石递交最后通牒，提出：一、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将领；二、对抗日军之北伐军须在日军阵地前解除武装；三、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北伐军撤离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各十公里；五、开放辛庄及张庄营房。并限十二小时以内答复。蒋介石在泰安车站接到通牒后，立即命人草拟回文，除对通牒第二条未予接受外，其余各条均允照办，并派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连夜驰往日军司令部交涉。福田彦助谬称期限已过，拒绝谈判。
5月8日拂晓，福田彦助借口最后通牒未获答复，下令重炮攻城。济南各城门顿时落弹起火，城厢内外延烧千余家。党家庄和洛口镇是津浦铁路上扼守济南南北的锁铜要地，因而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在北线、斋藤旅团炮击无影山弹药库，进攻新城兵工厂，炮轰黄河铁路桥，截击正在渡河的北伐军；在南线岩仓旅团炸毁辛庄弹药库，占领张庄、辛庄及白马山车站后，旋即向党家庄攻击，沿途不断射杀无辜居民。5月8日下午，日军逼近党家庄车站，正在这里休整的北伐军金汉鼎部第八师遭日军袭击，伤亡八十多人，三百五十包军米及大批军械物资被日军击毁、掳击。日军在城郊得手后，便集中兵力进攻城区。5月8日晚，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普利门、麟祥门、柴家巷、迎仙桥一带发起进攻。守城官兵经过顽强抵抗，于晚上十时退入内城守卫，日军随即跟踪进入围子，逼近内城，并随即用煤油纵火焚烧顺城街。当时，正值大风，大片街坊顿时变成火海，日军复虐杀火中逃出的居民（这条街后更名“五三街”，即今西门桥护城河一带）。5月9日晨至黄昏，日军以飞机、大炮，并出动工兵，铁甲车轮番冲锋，始终未能攻入内城。当晚，日军再次强攻炮火彻夜未停，西门、老东门等古建筑相继被炮火击中，城内督、省两署及省议会、省图书馆藏书楼等公共建筑、一中、一师、正谊中学等处校舍亦遭炮火袭击。安乐街、太平寺街一带，因炮弹落于草房或木料上起火，光焰照天，弹流如雨，到五月十日凌晨，东门楼早已击破，西门楼完全无存，南门楼毁去大半，大好城池遂成了断垣残址。
5月10日，蒋介石通过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方表示，准备向日军道歉，同时又派总参议何成浚为全权代表，携带有“免去贺耀祖本兼各职”等以讨好日军的六项条件，到济南与福田彦助谈判，但福田彦助仍坚持以完全接受“通牒”中的五条为先决条件，拒绝和何成浚晤谈。
苏宗辙会同李延年、邓殷藩率守军奋战三昼夜，击退日军多次冲锋。5月11日凌晨，守城部队奉蒋介石的密令从新、老东门分路突围，李延年团杨冠英排担任后卫，杨排长带领全排战士与日军内恃五次，重创敌人后，全部壮烈殉国。突围部队于离城1.5公里外遭日军伏击，伤亡惨重，冲击重围的部队于下午六时集合于仲宫。守城之役，李团伤亡失踪的约600余人，邓团约300余人，5月11日，济南失陷。
日军进城后，杀掠奸淫，无恶不作。他们以搜查北伐军为名，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予杀戮：留平头与学生式头者，女子剪发者，穿草鞋者，有皮带者，有灰色衣服者，有南方人名片者，见日军害怕者，有中共钞票者，受检查时开门迟者，有自卫枪械者，带开国纪念币者，家中有军用品者，穿皮鞋者，操南方口音者，带照相机者，镶金牙者，学生式的青年、藏青天白日旗或有国民党书籍者。光天化日之下，日兵将街上市民赶到一处虐杀取乐，夜晚不准市民关门，任意闯入民宅抢掠奸淫。日军还把中国军民的尸体装入麻袋投入黄河，或运至青岛，投入海中。来不及撤出的伤员也全部被日军屠杀。这天，日军还在济南商埠制造事端，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余人。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济南“五三”惨案，中国军民被焚杀死亡达6123人，伤1700余人，被俘5000余人，财产损失难以计算。
为了永远记住这一国耻，每年的5月3日10点，济南市都会鸣放防空警报，纪念“五三”惨案，勿忘国耻。今济南西护城河东岸，建有“五三”惨案纪念碑。该纪念碑由卧碑和浮雕墙两部分组成，呈南北走向，高4.25米，长17米，黑色花岗石彻就。东侧为卧碑，碑体上刻当代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的“济南惨案遗址”六个大字。卧碑的正中凸起的巨型白色大理石台历，右页镌刻“五三”惨案发生的年月日期，左页镌刻《济南惨案纪略》，由武中奇书丹。台历左右两边，饰以汉白玉雕刻的花圈。碑两侧为浮雕墙，面向西，上刻《国耻》浮雕。该浮雕采用汉画像石刻艺术技法，运用纪实、象征、寓意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济南“五三”惨案的场景，两端雕刻的洪钟，上勒“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八个大字。在不远处的西护城河西岸，建有“五三”惨案纪念亭。在趵突泉公园内建有济南“五三”惨案纪念堂。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