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血证
——约翰·马吉和他记录日军暴行的真实影片
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一架16毫米的贝尔牌摄影机。通过这架摄影机拍下的日军暴行影像资料，每天都在纪念馆里循环播放。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它的拍摄者是美国人约翰·马吉。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约翰·马吉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兵临城下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国牧师乔治·费奇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他的驼毛大衣衬里内藏着绝不能被日本人发现的8卷胶片。这一趟，他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将这些胶片安全送出南京。
令费奇紧张不已的胶片，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事情还要从胶片的拍摄者约翰·马吉说起。
1912年，作为美国圣公会的牧师，28岁的马吉被派往中国南京。自此，他在南京一干就是28年，他平静的生活最后被战争打破了。1937年9月，马吉拿起一台家用小型摄影机，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空袭下的南京。摄影机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极其罕见，马吉的摄影机属于教会。此时，在他举起的摄影机镜头中，南京城浓烟四起，建筑成为一片废墟。12月12日晚上，在给妻子的信的末尾，马吉写道：“枪声逐渐稀落，我猜想中国士兵的阵地被占领了，或是他们被缴械。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
胶片上的暴行
12月13日，几乎就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第一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成立，筹备此事许久的马吉出任主席。马吉和他领导的红十字会，初衷是对伤兵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可是，马吉很快意识到，残暴的日军不仅阻止他们救助伤兵，而且还对无辜的平民举起了屠刀，抢劫、强奸、屠杀每天都在发生。
马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怖。他频繁地进出金陵大学医院，在这里，他看到了肚子上被刺了四五刀的七岁男孩尸体、全身被刺伤28处的孕妇、被刺伤后又被浇上汽油烧伤的男子、脑壳被砍连脑子都露了出来的伤者……这些惨不忍睹的外伤病患，后来都成了他拍摄影片的主要对象。
“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被用手榴弹处决。”这是南京沦陷后约翰·马吉拍摄的第一段影片的解说词。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震惊，不到一分钟的画面里，镜头竟然晃动了好几下。
当时的环境下，马吉不得不选择“偷拍”的方式，哪里才能拍到日军暴行且不被发现呢？12月22日，他终于发现了合适的拍摄地点——金陵大学医院。这天，马吉在医院见到了19岁的李秀英：她怀第一胎已经6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19处，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
从1937年9月最早的空袭镜头算起，到1938年4月，马吉一共在南京拍摄了105分钟的影片，其中大部分都拍摄自安全区内。马吉也拍摄了一些安全区范围外的场景，最详尽的案例就是8岁女孩夏淑琴的受害经历。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闯进门东新路口5号（今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的一座房子里。房子里住了哈家、夏家两户共13口人，除了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日本兵杀死。
胶片再现
马吉意识到，只有尽快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日军的暴行或许才有可能在世界的谴责声中停下。他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将影片带出南京，这个危险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乔治·费奇身上。
一到上海，乔治·费奇立即赶到柯达公司。影片剪辑后由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一部送给了英国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一部给了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罗森先生，一部辗转送到了美国国会，最后一份由费奇后来带回了美国。马吉胶片上的南京真相，终于开始在世界各地艰难地传播。
1938年5月，马吉回到美国休假，带回了更完整的影片，但由于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不够强硬，影片最终并没有在美国引起足够的重视。
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62岁的马吉出庭作证，陈述了他历经的种种日军暴行。他的影片也曾被提及，但不知为何，最终并没有在庭审中播放。这次审判之后，马吉的影片似乎都被淡忘了。
1991年8月，在时任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邵子平的推动下，马吉的儿子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那台16毫米摄影机。马吉的胶片终于公诸于世，且反响巨大。2002年，马吉的儿子把胶片和摄影机，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53年，约翰·马吉在美国离开人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