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后，外部，西北的西夏逐渐强盛，北邻辽国虎视眈眈；内部，张海、郭邈等农民起义一呼百应，吏治腐败无能。内外交困的仁宗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此时范仲淹已经50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
        很快，范仲淹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仁宗以此为基础开始改革，即“庆历新政”。而新政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
         宋代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除科举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导致冗官太多。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此即门荫。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也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此即纳粟。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首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这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家人被断了官路的官僚们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
        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等商量改革，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 
        同时，范仲淹派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范仲淹每次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 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意思是一家哭总比万家哭强。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官员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一个办法是从模棱两可的经济问题入手，弹劾了支持新政的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北名将张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了仁宗信任。此时，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承认朋党存在，还提出做皇帝的应当用君子之党、远离小人之党。此文本是为了驳斥保守派的攻击，却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朋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下决心将范仲淹逐出了中央政府，庆历新政仅实行一年多就失败了。   （摘自《大众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