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5周年纪念日。高振普曾任周恩来的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前后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31年，见证了周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和崇高风范。周恩来、邓颖超逝世后，高振普遵从两位老人遗愿，参与处理后事，并把两位老人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1976年1月8日，总理的另外一名警卫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
        约半小时后，乔金旺同志走过来示意我出去休息一会，我刚走出病房门口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七十几次，持续下跌……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张春桥、王洪文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二人来，赵炜（邓颖超的秘书）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指定由罗青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郭玉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7时半左右，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
        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按照计划，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
        “我的骨灰撒向海河。”这是邓大姐生前多次交代的。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不幸去世。7月17日，邓大姐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18日早6时，我们开始准备，把骨灰移放到前厅的灵堂，等待着领导同志起灵。
        7月18日8时，在宋平、温家宝、陈慕华等领导的护送下，邓大姐乘上她生前的坐车，告别了西花厅，向天津驶去。
        天津海河畔的人们，早已等候在沿街的两旁。我们登上了承担运送骨灰的“新海河”号船。“新海河”号船驶向入海口，按照约定的地点，先由宋平、温家宝、陈慕华、谭绍山、杨德中等向海河撒下鲜花，再由赵炜、我和亲属及工作人员同时把骨灰、花瓣撒向海河。
        16年前，我与张树迎亲手把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这海河里。这次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两次骨灰的撒放，两次痛心的惜别，两次不同的方式。（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