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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根据抗日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打破日本侵略军的割据，更好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渤海区二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在济阳、商河、惠民三县的结合部，割原属济阳县的七区（白桥）和八区（仁风）两区，商河县的二、三、四区，惠民县的三、四区和九、十区，北起商惠公路，南至黄河北岸，东、西以划入的村庄为界，新建三边县。县城设在仁风镇。时任惠商县委书记丁润生（此时已化名赵元明）被调新建的三边县担任县委第一任书记。
        丁润生、原名丁洪泽、字润生，后化名赵元明，1913年农历6月13日生于山东省无棣县白桥乡小马甲村。父亲丁德章，是个老实忠厚的庄稼汉、全家六口人，全靠他一个人干农家活维持生计。赶上丰年，还能勉强度日，灾荒年景，经常缺粮断顿揭不开锅。就是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全家还是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省出点钱来供丁润生上学。青少年时，先后在无棣县第一高小、惠民四中，曲阜师范学校读书。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济南的学生全面罢课，曲阜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接到罢课宣言后，立即进行研究，并决定积极响应号召，发动全校师生于第二天全校罢课，选出学生代表，召开大会，散发传单，声援济南学生的罢课斗争。丁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在活动中渐渐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经常与几位较好的同学一起学习、研讨国家大事。地下党组织发现并注意到丁润生的进步言行，经常秘密和他联系，送他一些进步书籍。他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读完了“资本论”，经过党组织的引导，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6月，曲阜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济宁分院，毕业后，被派往商河县二区（龙桑寺）乡村学校任教务处主任。
        1937年3月，中共鲁北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来到龙桑寺，介绍丁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丁润生一方面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秘密的在学生中发展新党员。8月，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建立了龙桑寺党支部、丁润生任支部书记，同月，又在龙桑寺成立了中共商河县委，渤海区二地委任命丁润生为中共商河县委第一任书记。
        以丁润生为书记的商河县委，利用龙桑寺乡农学校这块阵地，创办了《游击队》报。他亲自撰稿、刻版、印刷，在群众中散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人的觉悟。同时，丁润生借乡农学校开设培训班的有利时机，着手组织建立抗日武装，通过一个阶段的积极工作，在基本掌握了乡农学校的100多人和30多支枪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抗日队伍，为把这支队伍带走，他专程赴无棣向鲁北特委书记于文彬汇报，于文彬随即派刘青林协助丁润生把队伍带到无棣集结，丁润生、刘青林在返回商河途经阳信时，被顽军逮捕，武装集结未能实现。丁润生被捕后，敌人对其严刑拷打，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吐露一点实情，保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才释放出狱。
        1937年11月，丁润生出狱后，调无棣县委任宣传部长。与石景芳等在无棣县西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3月，丁润生随武装部队被编入第三十一游击支队长第三路军，任三十一支队政治部总务科长。5月，三十一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六支队，丁润生又调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对外叫平津办事处）。这时，县委和县政府刚成立不久，迫切需要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丁润生和周砚波、于梅先等举办了“抗日教师训练班”。从各地集中了三百多名爱国知识分子进行“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社会发展史”，“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规律”等教育。丁润生亲自给学校讲课、并结合当时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必胜，不战必亡”和“中国的前途必须走苏联的道路”等道理。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和体会，讲如何搞好民运工作的经验，并通过大力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激发学员的抗日热情，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念。训练班上的这些学员，后来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大部分成为庆云县和邻近各县的抗日骨干力量，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广泛开展。11月，日寇侵占了庆云县城，党组织转向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丁润生坚持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坚定了人们的抗战信念，并发动群众经常骚扰打击日伪军。
        1939年初，日寇回师进行大扫荡，重兵入侵沧县，攻占了中共沧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圣佛镇，气焰非常嚣张，使沧县党组织、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遭受到了很大损失，党组织活动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不得不暂时乐陵县境内以避敌锋芒。值此困难之际，党组织又调丁润生到沧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到任后，丁润生立即回复整顿组织，并迅速组建了沧县抗日县大队并兼任大队长，带领县抗日武装打击敌人。1940年，有一次他率领县大队在孙家屯设埋伏，袭击了四十余人的日军，战斗打响后，他身先士卒，勇猛地同敌人拼杀，当场消灭了二十余名日军，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在艰苦的斗争中，丁润生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严格要求自己，他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对党的建设、军队工作、农青妇工作，锄奸诉苦，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和财政经济工作都有独特的见解。在沧县工作期间，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在除奸和减租减息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沧县有个开明士绅杨苏明，经过丁润生的帮助教育，积极拥护党的政策，支持抗日，用他的私人小医院为抗日伤病员治疗，尔后，在这个医院的基础上建成了鲁北边区八路军后方医院，为救治伤病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有一个地主出身的杨大生，经丁润生多次教育，也积极参加了抗日队伍，并被县委任命为县大队副大队长，以后，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一名高级干部。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到处设立据点岗楼，残酷地杀害抗日军民，使斗争形势异常艰难，抗日形势迅速恶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秋天、丁润生又奉命调离沧县到行署任秘书主任，行署机关当时也经常转移，与敌人周旋。这时丁润生的爱人正逢临产，他把爱人托付给老乡，并深情的对爱人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后的环境可能更加复杂恶劣，生活更加艰苦，你要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生孩子的事已经给你联系安排好了，你就自己去吧！”说完就和爱人分了手。在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丁润生毫不动摇的服从人民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1943年8月，商惠县委书记李炎因积劳成疾，肺病发作去世，丁润生（此已化名赵元明）又奉命调商惠县任县委书记。当时，日军对商惠县境内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疯狂地实行“铁壁合围”、“梳理拉网”、捕捉奇袭等种种名目的大扫荡，并实行泯灭人性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日伪军的岗楼，据点遍布全县，封锁沟，公路纵横交错，根据地把县城分割成零星小块，抗日斗争形势异常恶劣，党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这种形势下，丁润生和县长王权五率领独立营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他们白天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夜间袭击敌人。
        1944年夏天，日伪据点抽调一部分兵力，扫荡抗日根据地，敌人后方暂时空虚。丁润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商惠县独立营到处打击敌人，突袭了大田家日伪据点，烧毁了小李家据点和朱家岗楼，在小塘家战斗中，消灭了伪中队长王存重，镇压了罪大恶极的伪区长邸风辉伪侦探杨清金、李春敏等，并以县政府名义在全县张贴布告，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1944年秋，乐陵县警备大队长何树茂率伪军八个中队，七百多人的武装到惠民投靠日伪军。商惠县独立营侦察到这个敌情后，丁润生和县长王权五率部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一路急行军来到位于商河、乐陵边镜的长庄一带，对正在酣睡的何树茂部，突然发起猛裂攻击，生俘伪中队长一名、士兵三十多名，获长短枪五十多支，战马十余匹，何树茂如惊弓之鸟率残部仓惶向东北逃窜，独立营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阳信县境内南部的洋湖村，经过七十多里地的追击，敌人已狼狈不堪，在我强大武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被迫放下武器投降。独立营又缴获机枪六挺，长短枪三百余支。战后，受到军分区“一日打三仗，仗仗都漂亮”的嘉奖。
        1944年11月，渤海区二地季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在济阳、商河、惠民三县交界处建立三边县。丁润生又被调三边县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当时，这一地区的日伪军活动猖獗，丁润生率领县大队积极发动群众，培养抗日骨干，不断袭击和骚扰敌人，使县大队在济阳、商河，惠民一带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1945年2月2日，丁润生与县长王权五及二分区三大队副大队长易继富等带领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三边县大队驻在史家庙村时，早晨侦察员报告，发现敌人由东向李毛家村进军，认为是惠民县的便衣队下乡抢粮，便迅速将敌情向领导做了汇报。经过县委、县大队和分区部队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这伙下乡抢粮队一网打尽。于是丁润生等领导率领部队向李毛家村出击，战斗打响后，才发现侦察的敌情有误，这些敌人并不是下乡枪粮队，而是日军的装备精锐化装的“三角部队”。县大队遭到敌人的重兵围困，战斗打的非常激烈残酷。丁润生沉着机智地指挥部队突围，但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在前有敌人后有追敌的情况下，丁润生在四门张村遇敌人拦击，身负重伤，日军从四面涌来，在不能脱险的绝境中，丁润生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为了不当俘虏，鸣枪对着自己当场壮烈的牺牲在阵地上，时年仅三十二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誓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中华民族的铁骨气节。
         丁润生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丁润生烈士永垂不朽！作者系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