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的前世今生
寒冬又至，想不想来上一个烤红薯暖暖手再暖暖胃？其实，这一司空见惯的食物，原本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而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移民”过来的。
郭沫若点赞“红薯之父”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唱道：“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这戏说的是民代嘉靖年间的事，那时即使回家也是卖不成红薯的。
1962年，郭沫若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孤本奇书《金薯传习录》，它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刻印的书，由福建人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撰写。郭沫若在书中查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东振龙从吕宋岛带回了薯藤，中国才有了红薯。于是，郭沫若写了首《满江红》，大赞“红薯之父”陈振龙。
明清两代，“海禁”颇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20来岁的陈振龙就弃儒走私，往返于吕宋与福州。陈振龙在吕宋发现了红薯这种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他意识到如果引入国内，将是一本万利。
但国内“海禁”，红薯对菲律宾来说又是国宝一样的东西，绝不外传也禁止出口。“隆庆开海”后，国内的阻力没了，陈振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偷一两个红薯回国，都没能成功。
第一次他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没收加批评教育。第二次他把红薯的藤条编人一只藤篮试图拎着篮子蒙混过关，也被查了出来，被罚款还差点坐牢。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陈振龙50岁了，他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吊在船舷下，经七昼夜一路漂回福州。
红薯促成人口大国
这时，福建正遭遇大旱灾，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父子汇报了带回薯藤的经过，请求广泛种植，以解民困，得到金学曾的大力支持。
就这样，菲律宾的国宝红薯，在中国落地生根，很快成了充饥的代粮之物。当时，明政府将这种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为“番薯”；又因为是由福建巡抚金学曾倡议推广，当地人又称之为“金薯”。
红薯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且它不畏干旱、产量极高，养活了挣扎在天灾人祸中的无数子民。到了清代，红薯由福建传入了京城，一度成为“御膳”食材，摇身一变，改名“白薯”。更有民间传说，白薯被乾隆赐名为“土人参”，还治好了皇帝晚年顽疾“便秘”。
“白薯”传入北京地区，正值“康乾盛世”之际。有专家指出，正是因红薯的广泛传播与大面积栽种，为人口与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在1961年就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但是到乾隆六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
简而言之，没有红薯的贱养代粮之功，中国就绝成不了亿民之众的泱泱大国。如今，红薯被精加工成薯粉、薯糖、薯饼等，早已不再是代粮之物，更多的成为中国人改换口味的休闲食品。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