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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8月，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报告说：共产党军大部分已过黄河到山西地区，陕北的红军只有少数，希望陕北军队乘机进攻，可以消灭红军。蒋介石即据以电张学良：速令陕北和陇东的军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西北总部所得到的情报则是红军只有一部分过黄河，主力仍在陕北。便据以向蒋介石复电。但蒋介石仍相信阎锡山的报告，疑惑张学良是畏缩不前。张学良与参谋长晏道刚商议，要参谋长晏道刚到南京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
        参谋长晏道刚到南京后去见蒋介石，一踏进蒋介石的客厅后，适蒋廷黻在座。蒋介石到客厅后，参谋长晏道刚即提出陕北军情报告，蒋立即阻止说：“今天是请蒋廷黻先生讲白皮书的意义，你且缓讲。”等蒋廷黻讲完后，蒋介石又接着与胡宗南谈话很久，随即送客。参谋长晏道刚只得站在客厅门前和他面谈，当然不能毕其所欲言。蒋介石仍坚持阎锡山的报告，主张从速向陕北进攻。参谋长晏道刚又第二次见蒋介石，均不能消除他的成见，即不得要领而回陕。
        1936年10月，蒋介石电令“西北总部”，限期向陕北进攻。他并直接电令胡宗南出一个军约三万人编成一个纵队，由陇东向东北方向推进，包围红军的右翼；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军队右翼，与之齐头并进；其他部队则在原阵地一齐向北推进。“西北总部”只好据以转令前线各部。
        这时张学良抑郁不安。前线各部则按兵不动。王以哲部无线电叫呼不应，命令无法下达，惟胡宗南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向东北方向开进。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深入，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张学良，追究责任，限期电复，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参谋长见势立即往张学良处商议，张学良说：“我遭受国难家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参谋长晏道刚竭力安慰，张学良向蒋介石当面解释，电报恐不能说明详情，解决问题，张学良说：只能这样了。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达洛阳。张学良即乘飞机飞往洛阳，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后大为震怒，使张学良不能尽其所言，更无法进行解释。原来，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军队爱惜备至，今见胡宗南的军队损失两个团，乃归咎于王以哲不听命令，对王以哲痛恨至极，并怪张学良无能。张学良一提抗日，即遭痛骂。
        张学良在洛阳军校住了一个星期，有一日，蒋介石在军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张学良站在台下军官中听讲。蒋介石在台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张学良站在前面，在场的人都向张学良偷望，张学良神气自若。张学良右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他恐怕张学良不好受，会后即邀张学良到洛阳街上去买古董。到会的人说：“蒋介石这一番话，实在使张学良过于难受。”参谋长晏道刚在西安听说这种情形，向蒋介石去一电报，即所谓“有亥”电，电文大意如下：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之后，一0九、一一0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0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的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学良副总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学良副总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学良副总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来此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战线作战。”
        这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告诉参谋长晏道刚说：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然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11月29日，张学良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参谋长晏道刚召集东北军旅以上的军官于12月2日以前到西安听蒋介石委员长训话。蒋介石于12月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参谋长晏道刚在蒋介石未到以前对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说：“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介石委员长对张学良副总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力子主席亦同意。
        12月4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列车刚停时便从蒋介石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三人说：“我正被蒋委员长骂得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虎城、邵力子和参谋长晏道刚上车与蒋委员长略谈几句便下车，这时，参谋长晏道刚即到钱大钧的车厢里去约张学良同行。参谋长晏道刚问钱大钧：“蒋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做法？”钱大钧回答说：“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
        此一行人同到华清池后，参谋长晏道刚到蒋介石的住室，对蒋介石婉言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困苦情形，前线官兵不愿“剿共”的思想。张学良处境困难，内心痛苦，请勿对张学良督责过严，使他不能忍受。并又一次建议，最好将东北军调赴察绥一带，他们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云云。晏道刚这一番话并不能动蒋介石之听，蒋介石厉声答复晏道刚：“依你的说法，然则‘共匪’不剿了吗？此刻把东北军调到察绥，再调哪个军队来接防呢？国家养了许多军队不能替国家‘剿匪’，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你为何不说服张学良，反帮他说话呢？”参谋长晏道刚说：“这不是帮他说话，而是报告真实情况，以求适当的措置。”蒋介石仍然顽固地要“剿共”，对于参谋长晏道刚的建议毫不加以考虑。
        蒋介石到达临潼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并说些鼓励“剿共”之类的话。他何曾知道这些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话却毫不感兴趣。
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在西安请蒋介石训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已先商定，所召集的人中，不能有过于激动的人，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要求到时发言的人不准对“委员长”有何不敬的地方，因此会场上说话的人并不多，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
        蒋介石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介石的训话，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再要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便要处置你们了。也就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而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于无可奈何中仍一而再地向蒋介石进行哭谏，痛哭流涕地哀求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毫无所动，反而大声呵斥道：“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毫不理会，拔脚便走。
        12月9日，西安的学生集体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学生们先到“西北总部”。门卫告诉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即以电话和张学良副总司令商议，张学良回答说：“你不必管，我来对他们说。”游行队伍仍由“总部”沿西安向临潼道路前进。张学良单人匹马赶到十里铺，向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去找蒋委员长，我是副总司令，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你们有什么都可以向我说，我会替你们转达。”学生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回来了。张学良这样的做法，总算是对得起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却偏不是这么想，他疑心这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为贯彻他们的主张而搞的一套穿插，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学生游行请愿情况时，他反而责骂了张学良说：“你毫不懂得拥护领袖的方法！领袖是你们的父母，有人侮辱你们的父母，就应该奋起和他拼命，你何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他这一番话，使张学良苦笑不得，最后，张学良仍然叫黎天才等去向蒋介石恳切要求，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结果又遭到蒋介石的一顿痛骂，并怀疑是黎天才等接近共产党。
        到12月11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谏诤”可说是技穷力竭了。而蒋介石这时已召集了“中央”各高级将领积极布置大举“剿共”的一切措施。调兵遣将，急如星火。
        张学良见这情形已无扭转之可能，内心至为痛苦，乃于11日决心用“兵谏”的方法，孤注一掷，于是急作“兵谏”的部署。
        12月12日早晨二时许，西安城内忽有枪声，时疏时密。参谋长晏道刚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坊，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 江雄风说不知情况，约半小时江雄风来电话告诉参谋长晏道刚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晏道刚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学良不在家。参谋长晏道刚怀疑杨虎城部兵变，张学良或避开了。通过电话又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晏道刚随以电话找杨虎城，却是张学良声音接电话。张学良对晏道刚说：“我是张学良，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了。张学良这番话乃是散布疑阵，好像是杨虎城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虎城所俘获，他也不自由似的。但参谋长晏道刚仔细思虑，张学良既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判断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同谋反对蒋介石，大难将作。
        参谋长晏道刚的住宅处驻有东北军一排担任警卫，这排卫兵尚不知情，正在布置警戒，保护住宅周围。晏道刚的参谋们和秘书人员再三劝晏道刚暂避他处，以免危险。但晏道刚亟欲面见张学良，以谋善后之解决。到了上午七时许，张学良派一副官，并带一卫兵乘汽车到达晏道刚的门前，传达张学良意旨，接晏道刚到张学良的公馆。到了张学良公馆，见到缪澂流师长，缪即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
        缪澂流师长对参谋长晏道刚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张学良副总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参谋长晏道刚回答道：“你们的处境我很同情，你们这八项主张我也赞成，但我觉得这样做法还欠研究，如果因此引起国家大乱，自相残杀。对消抗战力量，岂不是让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吗？”缪澂流师长说：“依你怎么办？”参谋长晏道刚回答说：“我见了张学良副总司令再说。”缪澂流即派车送参谋长晏道刚到西京招待所。   （待 续）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