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阳闻韶书院钩沉
齐建水
历史上，济阳共有两处闻韶书院，一处是始建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8）的曲堤闻韶书院，一处是道光四年（1824）在济阳县城里建立的闻韶书院。
闻韶书院因闻韶台而得名，说闻韶书院必先说闻韶台。
闻韶台是为纪念孔子适齐闻韶这一历史事件而建成的高台景观。
齐景公三十一年（前 517），孔子所在的鲁国发生了一场大夫专权、摧垮公室的内乱。在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国君鲁昭公被季平子等贵族势力打败，被迫逃往齐国。一贯以“复周礼”为使命、重视君臣纲常的孔子，非常不满这种“以下犯上”的逐君行为，为了躲避这场政治动乱和对鲁昭公表示支持，带着他的部分弟子，愤然离鲁，去齐国追随鲁昭公。一日，孔子率弟子们途经济水下游的古城曲堤，被城内传来的美妙音乐所吸引，循声进城，欣赏到了尽善尽美的《韶》乐。
当时曲堤是齐国的“国中国”——逄国的都城。逄国是夏朝时期的一个古国，原在山东临淄一带，后来被薄姑氏部族所灭，逄国贵族迁移到了济水下游的曲堤。商亡周立，曲堤被封于齐地。周王朝为安抚前逄国的贵族，将逄伯陵的后代封为侯爵，周昭王甚至把自己的女儿龏姒嫁给了逄公，消亡的逄国在西周的提携下复国，只是由于国力很弱，徒有国家之名，并无国家之实，完全听命于齐国国君。
曲堤刘台村西周古墓遗址的出土文物可以佐证这段历史。曲堤以北3公里有个村叫刘台村，该村村西200米处有一个方圆150米的高台地，当地人称其为“平顶山”。这就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台子遗址。1979年3月、1982年10月和1985年5月，经过文物部门3次考古挖掘，出土了一批价值很高的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和玉器艺术品，其中33件青铜器中，带铭文的青铜器就有14件之多，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为“夆”(夆即逢，通逄)或与之有关的铭文，铭文内容包括“夆宝尊鼎”、“夆彝”、“王季作鼎彝”、“季作宝彝”等，经专家鉴定，这处墓地墓主人身份属于逄国国君级别。
《韶》，史称舜乐。《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由此可知，《韶》乃舜所作，主要是用以歌颂尧帝的圣德，并示忠心继承。《韶》乐所体现的“乐与政通”的意境，十分符合孔子的政治主张，所以他观看了《韶》乐表演之后，不由地叹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很长时间吃饭都品不出肉的味道，从而留下“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传世佳话。
汉唐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确立，尊孔成为一种时尚，文人墨客便在曲堤古镇东街修建了闻韶台，以纪念孔子闻韶这一历史事件。从宋、元、明、清六位官员的文章记载中，可相互得到印证：“曲堤镇之左有闻韶台一所，世传先师孔子在齐闻韶，兹即其地。”“汉唐以来，先师过化之地，俱必有建，因筑台其间……”
根据明、清、民国《济阳县志》的记载和有关图片，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闻韶台兴盛时的面貌：闻韶台是座用黄土堆筑而成的方形高台，高40多米，台基占地3000多平方米，台顶1000多平方米。高台脚下，错落有致地布局着闻韶书院、万世宗师坊、王母楼、皇姑寺等建筑群体。闻韶台东南角有“魁星楼”，台顶又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有大成殿、状元阁，下院立有八块石碑，其中两块高2米有余，上有盘龙石刻，下有赑屭相驮，其中一块碑文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巩所题的“人仁为本”，另一块碑文是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题写的“千古一脉”。
再说书院。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朝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最初的职能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供皇帝选用和参考。南北朝以后，以书院命名的私人藏书、治学机构开始出现，个别书院兼有了教学职能。
到了五代时期，政局混乱，战争连年，官学废弛，人们求学问道只好依靠民间书院，从而使书院的教育功能进一步提升，也使书院完成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
北宋王朝建立后，把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政府连年开科取士，不断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但当时中央政府忙于统一战争，没有余力兴办教育，士子如欲求学，只能依靠私人教育，加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统治，极力抑武扬文，客观上刺激了书院的发展，书院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也日趋完备。
靖康之变（1127），金军南下，宋室南迁，史称南宋。济阳之地被金军控制。金天会七年（1129），置济阳县。南宋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术进一步普及，私人刻书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书籍流通日广，为书院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书院建设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潮。南宋辖区内，不但书院数量众多，建设阶层广泛，而且各种内部规制也愈加细密和完备，以至不少学者皆到书院讲学，有志求学问道的士子也趋之若鹜，其教学职能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气氛浓厚，使得书院超出官学之上而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这标志着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成熟。可在南宋辖区内书院迅速发展的同时，包括济阳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因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书院发展长期沉寂无闻。
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执行元世祖忽必烈制定的颇为开明的书院政策，北方的书院得到快速发展。
济阳的书院文化就是从元朝大德年间开启的。由明·万历《济阳县志》所载《县尹杜溥德政铭》一文可知，元大德初年（1297），魏人杜溥（字浩卿）任济阳县尹，“振刷惟新，威惠并著。五事甫就，尤亟以兴建学校为务，意向所在，耆艾豪右争先趋之相之。”民国《济阳县志》文《邑侯李公德政碑记》有载：“我济自天会七年属于金。嗣有县尹杜公于曲堤镇改建闻韶台。台前建立书院，额曰‘闻韶’。此济邑书院所由昉也。”正是在杜溥任济阳县尹期间，在闻韶台建设了书院。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闻韶台伴随着社会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毁誉而起伏兴衰，在自然风雨和人为毁建中泯灭与重生，而书院作为闻韶台的组成部分，自建立以来也随之起伏兴衰。
元泰定四年（1327），王士熙（约1265-1343，字继学，曾任治书侍御史、中书参政等，山东东平人）主持，在闻韶台上建成大成殿。他在《曲堤镇修建大成庙碑记》一文中描述到：“起大成殿四楹，像事圣哲以阁，礼经讲堂、斋舍、庖厨必备。”“礼经讲堂”的设立，表明此时书院已具有教学功能。
十四世纪中叶，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统一中国，建立明朝。明朝政府为加强个人专制统治，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除在府州县各级建设官学外，还大力兴办社学，却对以民办为主体的各地书院采取了限制乃至禁绝的政策，很多书院被取缔，遗留者也皆改为官学。据故宫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明清书院研究》一书考证，从洪武到宣德六十多年时间里，全国各地新建书院只有37所，曲堤闻韶书院是其中之一，且是山东唯一的一所（见右图）。
清乾隆《济阳县志》有载：“闻韶书院，即曲堤镇闻韶台。明教谕王省建大成殿其上，奉先圣及颜、仲二侍像祀焉。”再查明·万历《济阳县志》可知，王省乃江西吉水人，洪武末为济阳儒学教谕。由此可以推断，闻韶书院是在这个时候由民间私学被政府转改为官学的。
书院作为文化传播、士子求学、教化民众的重要途径，自然是统治者千方百计想要掌控的工具，通常随着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而抑扬兴废。经过明朝初期一个时期的极度沉寂之后，到了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民间书院才又兴盛起来，数量急增，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并逐渐取代各级官学而成为主要教育机构，正统教育色彩更加明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闻韶台和闻韶书院得到了较大规模的重修。嘉靖三十二年(1553)，武定兵备道佥事曹天宪组织重修闻韶台，并撰文《重修闻韶台记》，文中记载：“台之巅旧有佛像撤去之，台下庙遗址建礼塾数楹，岁时命镇民知书者主焉，俾环镇第子习句读于塾。”由此可见，通过这次重修，书院由台上迁到了台下，成为独立的院落，房舍的增建，表明此时讲学私塾条件更加完备。
新的书院建于闻韶台之南，与闻韶台有桥相连，房舍皆灰砖青瓦，大门南开，门楣之上镶一块黑底绿字的横匾，上书“闻韶书院”四个大字。进门北去，迎面是五间大殿，四根紫红色明柱撑起前厦，殿门左右用屏风贴地镶起。院子东西两侧，各有带卷棚的厢房六间。万历二十一年(1593)，武德道副使尹应元在书院前建起“万世宗师坊”，石刻对联为“玉振金声三月独含千古味，凤仪兽舞两阶犹动四方风。”建筑古朴大方，更为书院增添了庄重典雅、幽深古香的气氛。
明末清初一代经学大师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与曲堤闻韶书院渊源颇深，曾在此教学达十年之久。他一面勤奋教学，一面苦心研读经书、著书立说，这期间的著作有《天道论》、《中庸论》和《曲台记》等，他的名著《仪理郑注句读》也是这时草成的。在这里，他培养出了刑部尚书艾元徵、莱阳县令刘法媛、泗水县教喻刘作梯等一众文化英才。
世事无常，到了明朝末期，政治腐败，天灾连年，对辽战事日益扩大，很多书院毁于兵燹，幸存书院也呈十分凋敝的状态。直到清康熙时期，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动乱大致平定下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新时期，在精神文化上揭起了“崇儒重道”的旗帜，兴办书院之风才又炽热起来。清政府后来又将“崇儒重道”发展为“尊崇理学”，为扩大宣传面，提倡兴办书院更加不遗余力。仅清朝就对闻韶台和书院进行过三次大的修建或修缮：康熙二十一年（1682），县令李能白和儒生艾元烈进行重修；乾隆十七年（1752），县令朱垣进行重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县令胡德琳进行重修。
到清朝后期，因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政局动荡，吏治腐败和国家财力危机，书院发展也进入了衰落期，师资水平严重下降，院产损失严重，官绅捐款明显减少，普遍出现了经济危机，不能支付师生束脩膏火，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曲堤闻韶书院也同全国其他书院的命运一样，开始衰败下来。
至道光四年（1824）曲堤闻韶书院颓废已久，当时的县令李若琳（字淇筼，贵州古黔举人）在县城内西北隅，旧宪民街西首路北（今实验小学处）又建起了一座闻韶书院。民国《济阳县志》《邑侯李公德政碑记》有载：“历元而明兴废难稽，国朝亦无定制。嘉庆乙卯，淇筼李公以黔中名孝廉来尹于斯，爱民重儒，慨然以培植人才为已任。首先捐廉，倡率谕士民，次第捐输，于城中西北隅，辨方定位，建修书院。饬材鸠工，不数月而葳讲堂，号舍焕然俱备，仍名之曰‘闻韶’”。
曲堤、济阳两处书院同名，并一脉相承。济阳城里闻韶书院建成后，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杨汝绶在《济阳书院碑记》中说：“二十余年来，人文蔚起，科第联绵，洵美事焉。”直至清末民初，闻韶书院一直是济阳培养人才的重地，李若琳的历史功德也一直被济阳人所铭记。
济阳城里闻韶书院建成后，并未削弱曲堤人的书院情节。道光十年（1830），曲堤东街贡生刘仲元捐资修建闻韶台及书院，邑侯王公嘉其公敏，赐“宣力韶台”的匾额（见上图）。岁贡刘金镛（1818-1880，字仔韶，曲堤东街人）也曾起草《修复曲堤镇闻韶书院募捐疏》，呼吁社会各届慷慨捐款重修闻韶书院。
然而，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书院这种教育制度终因不适应社会发展而走入了没落期。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要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又下令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曾经作为科举制度附庸的书院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旧有书院纷纷废弃或改作他用。
1902年，济阳县城内闻韶书院改为济阳县高等小学堂，后更名为县立小学。民国《济阳县志》有载：县立小学位于本城西北隅，宪民街西首路北，清光绪三十二年创办，原名济阳县高等学堂，民国初年改为济阳县高等小学校，至民国十七年冬北伐成功，学制更新，遂定为济阳县立小学……该校为前闻韶书院旧址。现仍为济阳实验小学驻地。
1931年，曲堤闻韶书院被曲堤东街村一个叫刘龙湖的公守（相当于村长）拆掉，用废旧砖石在曲堤镇的东门和东南门各修了一座桥。至此，延续了600年之久的古老书院走完了它的最后的历程。
闻韶书院虽然消失了，但它对济阳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地域文化的传承，无疑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济阳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珍视。
作者单位：区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