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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春上的政府拆违拆临，我的居住空间大幅缩减。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不紧要的东西只好先撤掉，其中就包括我那几个书架。拖到入了冬有了闲，我好歹在床头挤下一个小书架，终于决定清理清理那些胡乱塞到各个角落的书了。这项工作不好做。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好多年，有的还是几次搬家幸存下来的，现在要留下来的只能是少数了，可留谁不留谁呢？家庭主妇清理杂物，也往往是啥也舍不得扔，有些明知以后绝对不会再用到，也还要再留留等更旧些才扔呢。处理类似问题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别讲感情，只选必需的留下，其余的闭闭眼都放弃就算了。
        被我最先挑选出来的，是那些不管看懂看不懂，只要看到就想摸过来再看看的书，主要有《山海经》、《易经》、《尚书》、《诗经》……以及属于诸子百家的《论语》、《孟子》、《道德经》、《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等这些先秦时期的书。先秦文化奠定了我们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些著述里都盘结着中华文明的根脉。人是需要常常去寻寻根的。再挑其后受到历代推崇的几本著作，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文心雕龙》、《菜根谭》、《梦溪笔谈》、《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等，就摆满了最上一层。
        第二层我专意挑选的是写于民国时期的，有鲁迅、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丰子恺、李叔同、沈从文、林徽因等十几个人的文集。民国时期的文人最具独立人格，他们的作品虽文风各异，但都充满启蒙思想、改造世界的激情。这些书时间长了不看看就会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如果说先秦文化在植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我觉得民国文化则在铸我们民族文化的魂。人活着，就要有点儿精气神。再挑一些，虽是生在民国，但主要创作活动却在建国以后作家的作品，有郭风、唐弢、汪曾祺、冯亦代、宗璞、何为、季羡林等十几个人的选集。这些人虽然精神多有压抑，但因为他们与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其作品特有的儒雅气质还是值得以后再读读的。如此，又摆满一层。
        下一层再挑哪些来摆呢？我看到还有些成套的书，觉得以后想看再买就费劲了。斟酌之后，留下一套《辞海》、一套《中国通史》，一套《资治通鉴》，一套《清稗类钞》，这样又占去一层。
        眼看着我的小书架快摆满了，脚底下却还有一大堆书待我挑选。我知道还有些必须留下，因为人有时候还是要讲讲感情的。我老师主编的一份诗刊，每季初寄一本来，那是对我勿忘学习的督促；一份《禅》刊，隔月寄一本来，上附着对生命满满的虔诚，我都找出来排序后摆上。还有我的老师和同学、友人的诗集或散文集，上面有他们的赠书签名，这可是“见字如面”的情谊，应当珍惜。再有就是两本童话，齐建水先生所著。我不认识作者，这两本书也不是作者亲赠，是他送给别人又辗转到我手里的。但我与作者份属同宗且同邑，自然也应该保留着。
        值得留下的肯定还不少，可空间有限呀。我想起五代后期那个叫窦禹钧的文人——说他另一个名字“窦燕山”大家就熟悉了，《三字经》里有对他的描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据说他为了教育孩子，光书房就建了40间，成车往里拉书。可以想象，40间大房子能安得下多少书架啊！当然这是过去官宦世家或是书香门第才有的大手笔，一般小家小户能混个晴耕雨读也就不错了。胡适先生也有大房子用来存书，他的书架也就多。石原皋《闲话胡适》记胡适的存书说：“研究学问的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40书架。”事实也可能没这么多。因为胡适先生的学生罗尔纲曾给他摆过书架，说是“客厅后过道大约摆三架，大厅把书架围成书城，胡适书房也摆3架，总共约20架”。这也够让人羡慕的了！
        眼下我却只有能力安下一个挺窄的书架，而现在也只有最底下一层可用了。怎么办？就剩这点儿地方了，这么多书也不能让他们自己随便抢占啊，还是我来做主，就选择一些国外的书籍留下吧。纪伯伦的《先知》、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法布尔的《昆虫记》、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一千零一夜》、培根的《随笔》、泰戈尔、海明威的诗集、文集……我按看到的先后捡起来摆上书架，直到实在插不进去，即罢手。
        一个小小的窄书架我用了两天时间才摆满，因为要找出同类的书很费时间，而找出来后的比较取舍更费时间。书籍喜欢沉默，里面的文字也自觉保持着安静。这两天我们彼此相守，谁也未说一句话。我旧日的朋友们，无论落脚何处，希望安好……结局谁都明白，我只尽我的人事，它们只听它们的天命。余下的书我不再多看一眼，它们从此和我再无任何瓜葛……我不等自己心生悔意，即把余书打包打发人售往了废品站。不是不想多留，是有心者恰是那个最无力者。如果不说违心的话，啥时候也是读书不如生存重要。我顾不了的，就随它去吧。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