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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当时解放战争斗争形势的需要，渤海区党委决定于1946年12月20日成立了一个新县，这个县管辖的范围是济阳县的白桥区，仁风区，后又设临河区；商河县的潘桥区、郑路区、常王区，惠民县的有圣庙区、王判区，共八个区，528个自然村、163145人，面积3780平方华里，东西长65里、南北长52里。县城设在仁风镇。这个新县的名称是为了永远纪念和缅怀杨忠烈士，用他的名字起名叫杨忠县。
        杨忠，原名欧阳吉善，江西省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人，一九0九年农历八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叫欧阳方秀，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早年病逝。母亲把杨忠和他的姐姐年英、妹妹友英抚养成人，姐姐和妹妹出嫁后，杨忠和他的母亲、妻子刘快英一起过日子。
        杨忠的家乡虽然是一个山明水秀、美丽富饶的地方，但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压迫、地主的剥削和奴役，人民仍饱受苦难。杨忠少年有志，聪明颖悟，旧社会的黑暗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阴影。安福县紧靠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左边是“红都”瑞金，我党革命的影响很快就传到安福县，少年时代的杨忠就受到革命的影响，有了较为强烈地反对地主剥削压迫的阶级意识。少年时期的杨忠就担任了金田乡少儿部的儿童团支部书记，以后，又被人民推选为大桥乡苏维埃主席。少年时期的杨忠就刚毅决勇，他带领贫苦农民搞土改，坚决打击地主豪强，为了坚决支持人民的土改斗争，他亲手处决了三个恶霸地主。阶级敌人被杨忠的行动吓破了胆，一旦听到被杨忠亲自传讯的信息后，都吓得全身发抖。但是，他在群众的心目中却赢得了尊敬和信赖。
        一九三0年，杨忠带领大桥乡的二十名青年农民到永新县参加了红军，同年五月，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到了瑞金，在红军队伍里搞宣传工作。因文化低，连标语都写不好，他就发奋苦学，很快就提高文化水平，能够熟练地阅读文件，并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和他相处的同志说：“我们还以为杨忠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10月，杨忠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西延安，杨忠经过这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杨忠在长征途中担任一个工兵连的指导员，到达延安后，他被分配到“红大”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某部担任民主科长。平型关战役大捷后，八路军一一五师撤到晋察冀边区修整，师指挥部成立了一个“民运工作团”，杨忠被任命为工作团团长。他带领工作团在附近几个县里开展群众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搞扩军。这一段群众工作的收效很大。不仅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而且直接动员了五千余名新兵入伍。当时我军战斗减员较大，这批新兵入伍，对我军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入伍后，这批新兵编为二个团，一个团补充了一二0师、一个团配属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杨忠就是在这个新兵团任团政委。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党中央决定以三四三旅之一部，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纵队司令员政委，挺进冀鲁边后，这支部队开始组编，原拟杨忠任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上级改派符竹建担任此职（符竹建曾任红军师政委，资历，职务都比杨忠高）。杨忠毫无怨言，随部队到达鲁北后，杨忠的工作职务还未确定。
        一九三八年九月，肖华率领挺进纵队进驻乐陵后，即邀请当地各路杂牌军司令到乐陵共同商讨抗日大计。
        当时，占据德平的国民党军队主事曹振东的杂牌军，曹部不是地方民团，抗战爆发后拉成大部队，计有2000余人，在当地是一股不小的势力。曹振东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当时受到抗战救国思想的影响，虽有抗战之心，但如何抗击日寇，却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他对于盘踞在东面的刘景良心存戒惧，怕被刘景良吃掉他的部队，因而他对八路军的到来深表欢迎。当我军到达时，曹部夹道欢迎，并给我军准备了粮草，以表示合作的诚意，并提出要求我军收编他的军队。挺进纵队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曹部改编成为济阳支队（亦称七支队），并委派杨忠担任济阳支队政委。
        一九三八年十月，杨忠带领我党委派的政治部主任王品山，特派员刘甲英，还有李青山等12名政工人员到达曹振东的部队。在此以前，我地下党组织——德平县工委也在曹部展开了工作，工委书记阎仪生，组织委员段新源、宣传委员丁学凤都住在曹振东的部队里，段新源并担任了曹部的政治部主任。杨忠的到来，大大振奋了曹部的抗战士气，我地方党的组织也在县委的领导下，更加深入地开展工作。
        杨忠清醒知道，改编这样一支复杂的国民党军队是颇费力气的，但他勇于进取。对曹部有斗争，有团结，晓以民族大义，并在曹部积极发展我党组织，整顿曹部，仿照我军组织形式，在曹部各团设政治部主任，各营设教导员，各连设指导员，并派李青山担任曹部一团团长，为曹振东建立一个抗日模范团。
        正当杨忠在曹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插手德平，他以威胁利诱的手段拉拢曹振东，并委任曹振东为山东保安第五旅旅长的职衔，曹振东经不起沈鸿烈的诱惑。在接受了沈的委任之后，曹振东拿着我军给他的委任令去找肖华司令员，为了不致激化双方的关系，肖华司令员答应曹振东来去听取自便。曹振东在退掉我军委任令之后，杨忠在我军派去的政工人员必须从曹部撤出。曹振东虽然接受了沈鸿烈的委任令，但还仍愿与我军友好相处，曹振东并坚决挽留杨忠帮助工作，被曹部上下称为“杨代表”。（即挺进纵队驻曹五旅的八路军代表）。
        虽然形势逆转，但杨忠仍满怀信心，百折不挠的对曹部进行教育，争取，团结，改造的工作。并同在曹五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陶景惠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我党的教育和争取，曹五旅保持与我军友好往来，不仅我军的被服厂、医务所等后勤机关住在德平一带不受其骚扰，而且曹部还抽调一些干部，分批到我乐陵军政干校接受训练，曹五旅与八路军协同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提高了曹部在当地的声望，曹振东的部队也很快发展到五千人。
        曹振东本人对杨忠十分尊敬，赠送杨忠骏马一匹，号称“小白龙”，据说可以追火车，为全军所瞩目，以后，杨忠奉命离开曹部，但曹振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与我军保持友好往来。
        一九四0年上半年，由于盘踞的顽军张国基坚持与我军为敌，其他一些伪杂牌也蠢蠢欲动。为了打击顽固势力，稳定冀鲁边区形势，鲁北的杨忠与津南的周贯五进行了紧急蹉商，决定南北会兵打掉张国基，以震慑敌人。给我军周密布置，南北夹击、激战十三个小时，全歼张国基部三千余人。战后，杨忠立即带骑兵二十余名驰奔德平城西北的马家庙去会见曹振东。曹闻极大吃一惊，问带来多少人？情报员说：“和往常一样，骑兵二十余人”。曹振东听后，就亲自出门迎接，刚出大门，就看到杨忠和带班卫队长谈笑风生，曹紧走几步，拉着杨忠的手说：“杨兄，迎接来迟，请谅！请谅！”杨忠回头举手向曹振东的卫队长打过了招呼即与曹振东互致问侯后，携手走进了曹振东的司令部，杨忠向曹振东及其部属讲请我军一举打掉了张国基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张国基投靠日寇，残害人民，必须坚决消灭。进一步对曹部以民族大义，表示愿与曹部一如既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诚相见了，合作抗战，不听奸人的挑拨，对杨忠的热诚忠告，曹振东点头称是。杨忠这次的曹部之行，给予国民党特务分子陶景德等人的阴谋活动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杨忠在曹王旅没有任何名义和头衔，凭着我党的英明决策，凭着他的果干坚强，周旋于敌人军旅之中，化干戈为玉帛，使之合作抗战，可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我军忠于民族统战政策的一个很好的范例。杨忠在曹五旅搞统战工作为时一年半，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一是促进了曹部接受我军的改编，壮大了抗战力量；二是我党对曹部派驻政统干部，对其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改造；三是我党的思想教育在曹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延缓了曹军的不为化，曹部降日后（1942年），我党建立了鲁北办事处，仍不同程度的与曹部某些人保持一定的关系，并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到我军中来；四是曹部曾派不少人到我乐陵军政干校学习，增强了曹振东部的抗战素质；五是经过我党的教育影响，直到杨忠撤出，曹部仍有些进步分子坚持与顽固势力斗争，以致促成一九四五年该部一部分人抛弃了伪顽势力，投降我军；六是对该部的争取团结十分有利于当时稳定我鲁北抗战局势，使我军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个朋友，便于更有力地集中力量打击日寇和顽固势力。总之，杨忠这段统战工作是深入虎穴，赤胆忠心，独立作战。对于改造顽军，更好地开展鲁北地区的抗战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因为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九三九年春，孙继先支队率部转战鲁南，紧拉着周贯五又亲自送走六支队的七团，五支队的六团和泰山支队去鲁西南，十二月，肖华带五支队五团转战西南，参加反顽斗争；一九四0年二月，推进纵队参谋长邓克明带领司令部警卫营和鲁北支队一个营也去鲁西南。不久，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也带领政治部机关，警卫部队、陕北营，延安支队和八团、九团转战鲁西南。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冀鲁边区的八路军，先后有五批约计二万人离开了边区。不仅主力部队调走了，连一些在地方上成长起来的干部和武装力量也带走了，这就造成了我冀鲁边区领导力量和武装力量极为薄弱的困难局面。但是，我党开辟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这一艰巨任务，就落在了津南地区的周贯五和鲁北地区的杨忠两个人的肩上。
        一九四0年春天，鲁北支队副司令员龙书金带领部队支撑困局，在一次作战中负伤。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杨忠离开曹五旅回到我军，担任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面临严重局势，杨忠不畏难，不退缩，决心重新调整部署，扭转困难局势。他与副司令员龙书金计议：必须首先整编军队，组成铁的拳头，加强思想教育，迎接更残酷的斗争，打开鲁北的新局面。
        一九四0年五月一日，在杨忠的带领下，在德平县边境的莲花池，赵家进行整军。即从乐陵、商河、德平边境发展起来的津浦支队调三个连，从陵县十八团调三个边，从乐陵县大队调一个连，鲁北支队发展起来的一、二、三大队全部，加上符竹庭主任离去时从延安支队留给的一个连和鲁北支队特务连，总共十二个连队，组成新的鲁北支队。这支部队在杨忠带领下，进一步开展鲁北的抗日斗争。
        整军开始以后的第五天，即一九四0年五月五日，杨忠负责召开了鲁北支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杨忠、龙书金、张庆余、赖金池、梁国栋、张宝珊、赵淳、李明生、陈文会、杨秀章、高子贵，刘英棠等十三位同志为中共鲁北支队委员会委员，杨忠任书记。杨忠在代表大会上作了《肩负起党和历史赋予的开展鲁北抗日战争，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而光荣的任务》的报告。他情绪激昂、慷慨陈词，他向部队号召：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要为鲁北抗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要把我党的红旗插上黄河岸！插上鹊山之巅！杨忠的报告十分鼓舞人心，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杨忠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工作，并且雷厉风行，鲁北支队党代表大会期间，天公作美，微风细雨下了三天三夜，久旱不雨的鲁北大地普降甘霖，喜坏了边区军民。会后，杨忠立即率领鲁北支队，助民春耕种三日，然后命令二营沿伪武定道和东林道的结合部南下向齐河、济阳、临邑结合部的徒骇河前进。支队部带一营、三营从临邑东部、商河西部向南发展，从东西两面开展齐河、济阳、临邑、商河边境的工作，待青纱帐起，再采取波浪式向东发展，力争尽快地越过徒骇河，把红旗插上黄河岸！
         杨忠是一个有魄力、有胆略、工作泼辣、忠心耿耿，文武双全，军政兼优、能够开创事业，打开工作局面的好党员、好干部。尤其是他的作战勇敢、沉着刚毅，每战都亲临战场，身先士卒的英勇气概，对部队有强烈的感染力。一次，我军集结在马腰务过春节，日寇大举向我军奔袭，并出动飞机轰炸，炸弹投在了我司令部驻地，炸塌了房顶。杨忠仍然沉着地拂去桌子上的尘土，亲笔起草了给部队的命令。干部战士们看到首长们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杨忠以身示范，给鲁北支队带出了很好的战斗作风。干部战士和他在一起工作就信心充足，遇到强大的敌人也不恐慌。他对部队管理严格，十分注意克服和纠正一些队伍中的游击习气，使之成为有严格纪律的人民军队。尽管他个人生活艰苦朴素，对干部和战士们却很关心。
         一九四一年二月，冀鲁边区划归山东分局领导。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并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旅长兼司令邢仁甫（后叛变），政委周贯五，杨忠任政治部主任。
         在我党的领导下，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建立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清浦抗日根据地。这两片根据地虽然相距不远，但中间既有黄河隔断，又有日寇、顽军盘踞在惠民的梗阻，不能汇合在一起。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指挥部决定，以军事行动打通两个根据地的联系。遵照这一指示，冀鲁边军区一共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南下进军。首次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十八团团长陈德率部执行“打通”任务，进军到德平县的孔家镇、徐家一带，遭日伪兵骑兵三千余人，汽车五十辆，坦克三辆的重兵截击，我军苦战十小时，黄昏后才突围出击，第一次打通失利。三月初，政委周贯五亲率十六团执行第二次“打通”任务，在商河城东南、徒骇河的北岸贾桥、武集、三复社、兴隆镇一带，遭遇日伪万余人的大军堵截，我军被迫应战，激战竟日，炮声远及数十里，我军消耗甚大，第二次“打通”仍未成功。
         杨忠率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团的一营、三营执行第三次“打通”任务。虽然已有前二次南进失利的挫折；但杨忠无惧无畏，于七月二十日果断的率部出发，沿途大造抗日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帮助群众生产，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消灭了一些零星的敌人，我军深得群众的拥护。宣传科长辛国治，率领宣传队，深入群众宣传、发动群众抗战；敌工科长杜杰带着反战同盟的小岛、桐山、山口等几个日本友人和一个叫徐文进的朝鲜友人，穿着日军军装，巧妙地接近日伪据点，宣传日本国内的人民反战，厌战情绪，瓦解敌军。十七团则组成若干工作小队，分散到附近村子里，帮助老乡挑水，看庄稼，一方面发动群众，使沿途广大人民亲眼看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战的人民军队。
         一五四一年九月三日，我军深入敌人腹地，进驻到惠民县境内徒骇河畔的夹河一带，杨忠、龙书金与政治部机关和一营驻在夹河村；团政委曾旭清带三营驻在陈家、牛家等村庄。沿途的进军情况，杨忠通过电台不断向周贯五政委，黄骅副旅长报告，周、黄随即带领部队到达时，我军已挺进到惠民县腹地，再前进一步，就可以经过老君堂村过黄河与南岸的清河军区接头了，胜利打通即可实现。日军对我军的大胆突破十分惊恐。倘我两块根据地得以汇合，这里的日本侵略势力就会受到很大威胁。因而日军集结了中山、松井、山崎、石川、相亭、西尾等六路“讨伐队”计二千余人、汽车五十辆，迫击炮二十余门尾随我军，采取包围形式逐步压缩包围圈，九月四日上午，突然向我军发起猛烈袭击。
         九月初的天气还是炎热的，早晨，杨忠邀集龙书金团长和一些干部同他一边吃早饭，一边谈论着胜利进军的情况。用不了多久，“打通”的任务就可以实现了，杨忠十分高兴。饭后，杨忠招呼一些干部和他到徒骇河里去洗澡，他被这胜利的景象陶醉了。
         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发现敌人！杨忠、龙书金等立即返回驻地，当他们刚奔上徒骇河堤岸时，东面围上的数百名敌人已经迫近，战斗迅速打响了。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向村北撤退。在夹河村以北大路旁的一棵大树下，杨忠向正在奔走的龙书金和其他几名干部招手，要他们到身边做紧急磋商。龙书金等几名干部立即向他身边跑去，还未来得及研究，一阵枪弹袭来，龙团长双腿负伤，杨忠立即让通讯员扶龙团长上马，护送他往西撤退，他自己也跨上马往西奔去。要赶到陈牛庄去与三营的官兵汇合。这时，陈牛庄这边战斗也同时打响了，曾旭清政委派通讯员给杨忠送信，接着带部队撤出了村子。不幸的是，送信的通讯员在途中牺牲了，杨忠赶到陈牛庄时，部队已经撤走了。
         许多战士在豆子地里奔跑，这时，敌人的机枪火力疯狂地封锁我军的退路，不少战士陆续地倒下去，我机枪射手也牺牲了。在这紧要关头，日本友人小岛突然接过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他原是日军的机枪射手）一阵猛扫后，把敌人的火力暂时压了下去。在这一刹那间，许多战士冲出去了，小岛也冲出去了，但那位朝鲜友人徐文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却壮烈地牺牲了。
         杨忠这时还不知我三营撤出了阵地，他奔跑到村边时，看见村里已住满了鬼子兵。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向我军疯狂猛扫，杨忠一声高喊：“快走！”也一抖马疆，带着一些战士向西南冲去。冲过周家村，当越过李家村南口时，就被埋伏在那里的鬼子用机枪扫下马来，他负了重伤，挣扎着向一片豆子地里爬去……。他的战马失去了主人，在村头奔嘶，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了。下午，枪声停了，老百姓惦记着我军的安全，李家村的农民李振荣、李九龙等四个人在豆子地里发现了杨忠的遗体。从他身上的遗物（一块怀表和一枚手章）辩认出殉难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杨司令。他们都十分崇敬这位抗日英雄，便在路边挖了一个坑，埋葬了烈士的遗骸，并筑起了一个坟头，每逢清明佳节，都要在烈士的坟头上添几锨土。但可惜烈士的坟墓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被平掉了。李振荣等还收容了我军的三名伤员，交给我军运送到商河县城休养。
         经过三次“打通”的任务未能实现，但我党对于打通两块根据地的决心坚定不移。在总结了三次失利的教训后，我军改变了进军路线，在夹河战斗后第十八天（九月二十二日），我十六团的一营和三营改由敌人兵力薄弱的无棣县境沿海边东南出发，辗转迂回，沿沾化县以北向利津县境，行军八百六十三华里，经大小战斗九次，终于在九月下旬，在利津县东北部与清河部队会师，完成了二个根据地的连接任务。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三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发出电报，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告夹河战斗情况。电文说：“二纵队到鲁北边区，他（指杨忠）即任支队司令，辗转鲁北，坚持鲁北反扫荡战争，他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高度的威望，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无数功勋。”“杨忠的牺牲，不仅是我党我军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为此，师政决定：师、旅、军区分别立即筹备追悼，于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节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为了永远纪念和缅怀先烈，一九四五年五月，三边县政府在淄角村南建立了烈士陵园，为开辟三边县周围革命根据地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为杨忠、杜杰等烈士立碑题词。在杨忠烈士的墓碑上镌以“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