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多国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许多原本不可一世的日本将领和政客丑态毕露，妄图摆脱罪责。实际上，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引发争议，有不少检察官认为：“有些战犯判得太轻。”

“不要再听日本人狡辩！”

        据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史密斯统计，战后共有约5600名日本人被指控为战犯，盟国方面为此进行了约2200次审判，最终有约4400名日本人被判有罪，其中约1000人被判处死刑。
        战后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主要分为3种类型，一是东京大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政界和军界最高层领导人展开的审判。该审判规模大、程序严，被告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日本战争机器中的核心人物，因此备受全世界关注；二是各战胜国在亚太不同地区各自进行的审判，例如美军在菲律宾马尼拉审判了曾指挥屠杀新加坡华人、绰号“马来之虎”的日军将领山下奉文。中国政府审判了约800名日本人，其中包括应为发生在南京和上海的屠杀事件负责的日本军官。这类审判的被告包括日本高中低级军官以及一些协助日军犯罪的从犯；三是盟军基层官兵或民间游击队针对日军士兵、低级军官进行的审判，这类审判数量大且不公开，往往带有“严惩”的意味，处决了不少手上沾满民众鲜血的日本人。
        据曾参与审判山下奉文的美军退役军官回忆，当时负责审判的是一个由5名美军将领组成的特别军事委员会，他们中没有一人受过法律培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审理案件，因为此案的最终判决死刑， 早在审判前就已确定。为了体现法庭的公正，美军允许山下奉文为自己辩护，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山下奉文居然将自己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他扬言：“我没听说过屠杀事件，都是我的下属干的。”后来美军高层授意特别军事委员会：“不要再听日本人（山下奉文）的狡辩！不要让他再拖延时间，速以死刑结束审判。”美军退役军官披露：“其实尽早处决山下奉文是驻日盟军总司令、美军将领麦克阿瑟的意思，因为他接下来要准备应对东京大审判，所以希望此案尽快了结。”
        中国政府于1945年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7年2月6日，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在南京第一开庭。最终，包括谷寿夫、野田毅等一批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

律宾请求蒋介石赦免日本战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不少日本战犯在中国被枪决，但当时的蒋介石当局曾对审判施加影响，致使一些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其中包括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蒋介石需要此人协助自己对抗中共。
        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为了给菲律宾“面子”，甚至“慷慨”地赦免了一名日本战犯。时任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请求蒋介石赦免一名曾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军官，因为他救过数名菲律宾人的命，其中包括罗哈斯本人。蒋介石答应了罗哈斯，亲自出面赦免了这名日本战犯。事实上，蒋介石一直对菲律宾“爱护有加”，他曾在抗战时期大力帮助菲律宾流亡人士。二战结束后，他又是最早承认菲律宾建国的外国领导人之一。1949年，面对解放军的攻势，穷途末路的蒋介石甚至一度产生过流亡菲律宾的念头。

美国是最大赢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展的审判无疑最受关注，25名被告都曾是权倾日本朝野的大人物，包括4名首相、4名外交部长、5名陆军大臣、2名海军大臣以及多名外交官，其中有14人为陆军将领，3人为海军将领。历史学家指出，尽管当时名义上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由来自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战胜国的法官联合组成，但实质上，审判的最终结果由美国主导。
        总体来看，东京审判判得并不重，20多人中，只有7名甲级战犯因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被判处绞刑。这个结果可能是美国早就策划好的，因为美方实施东京审判的目的不在于严惩日本战犯，而是借“审判秀”来展示美国要对日本实施“法治化改造”，向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展示“美国在法律上的公正”。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正式开始，持续了约两年，进行了数百次开庭。出席审判的除了被告、法官和检察官外，还包括约100名各国记者及数百名观察员。此外，先后有800名证人出庭作证，庭上共使用了约1000份文件证物。
        为了显示审判的公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允许被告花较长时间进行辩护准备，事实上，法庭总共耗资数百万美元替被告寻找所谓的“无罪证据”以及证人。此外，法庭还给每名被告指派了美国律师（尽管大部分日本被告有日本律师），从而避免日本律师因不熟悉西方法律而导致被告在法庭上吃亏。
        在东京审判中，那些昔日的日本掌权者丑态毕露，他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基层官兵，或表示“自己（对战争罪行）不知情”。他们还善于利用东京审判存在的诸多漏洞，例如审判期间，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被告之间的语言沟通并不顺畅，因为日本被告大多不懂英语，而法官和检察官大多不懂日语。尽管法庭配备了约150名懂英语的日本翻译，但由于审判过程非常复杂，所以各方难以沟通。部分被告乘机回避法官和检察官提出的尖锐问题，他们支支吾吾地回答，有时能蒙混过关。
        由于最终仅有7名被告被判死刑，以至于不少检察官感到不满。例如，来自菲律宾、荷兰等国的检察官认为，侵华战争的重要策划者梅津美治郎（日本前陆军参谋总长、前关东军司令）理应被判处死刑，但他拒不认罪，结果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历史学家认为，东京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罚战犯的作用，而审判过后，最大的赢家是美国，那些逃过一死的日本战犯们对美国感恩戴德，美日关系由此加深。 （摘自《检察风云》）